(相关资料图)

晚清中兴名臣胡林翼久任封疆大吏，对官场上的潜规则可谓了如指掌，在他看来，皇上好伺候，上司好对付，下属易驾驭，唯有六部书吏最难缠。

《清稗类钞》中记载了胡林翼评价六部书吏的一段话：“大清律易遵，例难尽悉；刑律易悉，吏部处分律难尽悉，此不过专为吏部生财耳，于实政无丝毫之益，夫疆吏殚竭血诚以办事，而部吏得持其短长，岂不令英雄短气乎？”

不仅仅是胡林翼吃过六部书吏的亏，曾国藩、李鸿章，乃至大清朝的所有的封疆大吏，都或多或少地受过部吏的要挟和勒索。

那么，六部的书吏是如何凌驾于督抚之上，甚至权力比尚书、侍郎还大呢？御史通过相关文献整理此文，让诸位对六部书吏有一个重新的认识。

六部作为事务最繁的行政机构，对堂官的业务能力要求很高，明代时尚书、侍郎大多是从本部的主事干起，进而升至员外郎、郎中。只有在同一个部中常年任职，才能全面了解部务，不会被书吏们牵着鼻子走。

清代的情况比较复杂，六部堂官实行的满汉双轨制，且旗人的提拔任用享有优先权。这种不公平的任官方式，打破了原有的官场秩序，使六部堂官业务能力急剧下滑，进而导致书吏掌权的局面。

科举时代培养出来的进士，并不是合格的行政人才，他们都需要通过长时间的历练才能胜任本职工作。问题是，汉族官员底子厚有能力，却不是该部的掌印官。这种畸形的官制，是导致六部政务萎靡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清中期以后，六部堂官、司官大多不熟悉部务，一切案牍档皆要仰仗书吏。所以堂官每办一案，必委之司官，司官必委之书吏。也就是说，六部尚书、侍郎以及各司郎中、员外郎，都不是六部真正的当家人，繁琐难懂的各种律、例，几乎没人会去钻研，具体的部务必需书吏经手。

清代的六部堂官调任频繁也是造成书吏掌权的另一重要原因，了解清史的读者都清楚，皇帝为了集中皇权，很少让大臣长时间在同一部担任尚书，基本上都是三年或五年就要将其调岗。

而书吏则不同，虽然朝廷规定书吏的任职期限为三年，可实际上他们世代都在同一个部任职，老子退休儿子接着干，儿子死了孙子接班，六部书吏不知不觉中，成了“世袭罔替”的一种编制外的专业岗位。所以用“铁打的书吏，流水的堂官”，来形容清代的六部，那是一点也不夸张的。

书吏不是官，纸面上的地位很低，可实际上堂官、司官对他们十分忌惮，稍微有不如意的地方，书吏就会援引各种律例暗中进行对抗。

当时书吏称司官为“某老爷”，司官称书吏为“某先生”，有时候官吏之间也会发生争论和矛盾，但整体来看，堂官、司官也常常会抖一抖官威，但他们绝不敢得罪书吏，生怕在具体的事务中受到掣肘。书吏非国家正式官员，朝廷对书吏的仕途前程有很大的限制，即便入仕也是八九品小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