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蕉

1984年初夏，在江苏睢宁乡间的一所民办小学，我见到了丁玉兰老师。说是学校，其实只是三间新建不久的砖木房，窗玻璃都还没有安上，钉着塑料布，呼扇呼扇的，在阳光下闪着光，有些刺眼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她是这所小学的第一位老师，也是唯一的一位老师。1965年春，她开始在这里任教。那时所谓的学校，是生产队破旧发霉的仓库。每月工资5元，要交出其中的3元给队上记工分。

仓库实在太破了，两年后，她拆掉家里的两间小房，盖起两间泥草房，作为新教室。1983年，她拿出家里积攒的1500元，又借了600元，把这两间泥草房拆了，盖起了我眼前的这三间红砖房，这是她多年的心愿。她对我说，教室总该有明亮的窗子。

这时的她，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，也是一位教了两百多名毕业生的老师。

1984年春，她被评为优秀教师，出席徐州市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。她从来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，最远只到过县城。出门前，丈夫给了她50元，让她到徐州给孩子买点儿吃的，也给自己买件新衣服。第一次来到大城市，见到这么多的车，这么多的人，她挺害怕，过十字路口、走斑马线，都要拽着别人的袖口。

会议结束那天，她看见几个也是从农村来的老师买了香蕉，黄澄澄的香蕉，闪着光，在眼前晃。她忽然想，自己的学生从来都没有见过香蕉呢，便也去买了四斤，带回去让学生们尝尝。

她带回这四斤香蕉，却忘记了给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买一样东西。50元，只花了几元钱。丈夫问她：“你买的东西呢？”她从书包里拿出来的，只有香蕉。

一晃，39年过去了。想起丁玉兰老师，就想起她买的那四斤香蕉。

山竹

山竹号称“水果皇后”。我和孩子都非常喜欢吃。它是热带水果，以前在北京很少见到。

孩子考上大学的那年暑假，我带他到昆明玩。去大观楼的路上，见前面一个挑担的小贩，扁担颤颤悠悠，两个箩筐随之上下颠簸，波浪一样起伏。孩子一眼看见箩筐里装的是山竹，冲我喊了一句：“爸，看，山竹！”我们紧走几步，追上小贩，叫住他，一问价钱，比北京便宜多了，便一下子买了好多，装满一塑料袋。

我们一边走，一边剥开山竹往嘴里塞，然后把外壳丢进塑料袋里，再从袋里找出山竹，接着吃。山竹和外壳混在一起，外壳越来越多，山竹越来越少，直至吃光。这时，大观楼到了。

山竹的果肉很白，很绵软，汁水很多，甜中带一点酸，那种酸甜调和的味道，真是难以形容的和谐，没有一种水果能与之媲美。

山竹的果肉，像蒜瓣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，有五瓣、六瓣和七瓣之分，五瓣的居多，七瓣的很少。底部有梅花一样的几个小瓣，瓣数和果肉瓣数一致。孩子吃到一个七瓣的，就会高兴地叫起来，就像见到丁香花里的六瓣丁香让人欢喜一样。六瓣丁香，代表着爱情。

那一年夏天，昆明街头的山竹，我和孩子吃美了。25年过去了，孩子长大了，再也没有一次吃下那么多山竹。

桂味荔枝

荔枝的品种很多，北京卖得最多的是妃子笑，北京人也最认妃子笑。这或许是因为杜牧的诗句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”过于深入人心。荔枝上市的时候，满大街都是卖妃子笑的。

我也一样，见浅识短，这么多年，吃荔枝，只认妃子笑，也只吃过妃子笑。

那一年，荔枝上市的时候，娓娓从广州给我寄来满满一箱荔枝。这是她特意从增城的荔枝林里直接摘下，用冰块保温，快件空运过来的。

她告诉我：“这是桂味荔枝，我最爱吃桂味荔枝，比妃子笑好吃，想让您也尝尝。”

我第一次吃到桂味荔枝，确实比妃子笑好吃。它的果肉更紧实，有嚼劲儿，味道也更甜，有一种淡淡的回甘，像思念，久久飘散不去。

她在微信里问我好吃吗，我说真的很好吃。增城，以前我也去过，可我不知道还有这样一种桂味荔枝。

从那年以后，这孩子，年年荔枝上市的时候，都从增城的荔枝林里给我寄来桂味荔枝。

西瓜

刚从北大荒回北京，有好长一阵子，西瓜上市的时候，我下班回家的路上，总要停下自行车，走到路边的西瓜摊或西瓜车旁，帮助瓜贩卖西瓜。

那时，广渠门内的白桥，常停着一辆马车，车上装满西瓜，趁着下班人流密集，瓜贩站在车上，吆喝着卖瓜。我帮他卖瓜，他自然很高兴，来了个不要工钱的帮手。关键是我挑瓜的手艺不错，总能够从瓜蒂的青枯、瓜皮纹络的深浅，或者从拍瓜的声音、瓜捧在手心的感觉，来断定瓜的好坏、瓜皮的薄厚，是沙瓤还是脆瓤，是刚摘的新瓜还是前好几天摘的陈瓜。

被刀切开的一个个西瓜豁然露出那鲜红的瓜瓤，比什么都有说服力。在白桥一带，我有了一点儿小名气。每天下班之后的黄昏时分，人们看见我，纷纷招呼我：“师傅，帮我挑个瓜！”尤其是碰上个模样俊俏的小媳妇或时尚年轻的姑娘，绽开花一样的笑脸，我心里挺受用的，挑起瓜来，格外来劲儿，颇有些成就感。

我挑瓜的手艺，是在北大荒学来的。那时候，我所在的大兴岛二队最西边，开辟了一块荒地做瓜园。西瓜刚刚结果，瓜园里就搭起了一个窝棚，菜园的老李头儿被派来看守，防备獾和狐狸夜里跑来糟蹋瓜园。老李头儿大概没有想到，夜袭瓜园的，不是獾和狐狸。我们常常会趁风高夜黑时分溜进瓜地偷西瓜。瓜园的田埂边，有一道不宽的水沟，是老李头儿挖的，用来给瓜园浇水。我们偷的瓜，放进水沟，顺着水流漂出瓜园，然后我们便大摇大摆地带回知青宿舍。我们自以为老李头儿不知道，其实，他门清儿，只是不揭穿我们的小把戏罢了。事后好多年，我重返北大荒，见到老李头儿，提起旧事，他对我说：“都是北京来的小孩子，一年难得有个瓜吃，就敞开了吃呗！”

我的挑瓜手艺，就是这样练出来的。

如今，马车早就不允许进城了，白桥那一带拆迁后变得面目皆非。世事沧桑中，我也廉颇老矣，在瓜摊前挑个瓜，手艺潮了。挑瓜和唱戏一样，也得曲不离口，拳不离手，多年不练，武功尽废。

偶尔，会想起老李头儿。只是，前好几年，他过世了。

黄桃

1981年，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，准备毕业实习，院长是金山，他开明，允许大家随便到哪儿，只要不出国。我选择到青海柴达木。那里寸草不生，除了高高的石油井架和磕头机（采油机），就是浑黄的戈壁滩。柴达木离沙漠绿洲敦煌有几百公里，要翻过一道当金山才能到，所有吃的东西，都得从那里翻山越岭运过来，一年四季吃不到任何新鲜的蔬菜和水果，只能吃罐头。

在冷湖石油基地，星期天休息，除了喝酒打牌，无事可干。我不喝酒，也不打牌，一位工人就约我到俱乐部打乒乓球。他年龄不大，二十来岁，酒泉人，是个修井工，大概觉得自己球艺不错，跟我叫阵：“咱们比赛吧！”我说：“行啊，赢了的得点儿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罐头，怎么样？”说着，他从乒乓球台下搬出整整一箱玻璃瓶罐头。敢情，他早已经准备好了。

是黄桃罐头。谁赢一局，谁得一瓶黄桃罐头。

我从小打乒乓球，打得还不错。一连几局，都是我赢。围观的人不少，纷纷给我叫好，让我过了一把乒乓球瘾。

最后，这位工人抱着这一箱黄桃罐头对我说：“你赢了，都归你了！我帮你抱回招待所吧！”

我说：“这么多罐头，我一个人怎么吃得了啊！”便使劲儿招呼四周的人过来一起吃。大家纷纷而上，他们起罐头的本事很灵光，这是多年在柴达木吃罐头积累的经验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是这个工人故意让我赢球。他看我在这里待了一个多月，生活艰苦，一直吃不到水果，特意买了这么多黄桃罐头。

那黄桃非常好吃，比在北京吃的黄桃还要好吃。

冻柿子

到山西街看荀慧生故居。山西街仅剩下西侧半扇，以低矮、单薄的身子，对峙着四周的高楼。

上一次来这里的时候，胡同虽然破败，但整体的肌理还在，多少能够看出从明朝延续下来的老胡同的样子。故居黑漆的大门紧闭，院子里传出狗吠。胡同里有老街坊走过来，告诉我荀先生一直在这里住，直到过世，说荀先生人不错，见到街里街坊的，都会点头打招呼。荀先生落难时，在这条胡同里打扫卫生，人们见到他，也会主动和他打招呼。

这一次，没有看见老街坊，只看到停车场一位看车的。故居黑漆的大门变成了红色。看我坐在门前的高台上画画，他走过来看，和我聊了起来。是从河北定州来这里谋生的四十多岁的男子，每天在这里看车，对院子里的情况挺了解的。

我问他知道故居要出售的事情吗？他告诉我，听说了，也听说他们家的孩子意见不一致，有同意卖的，有不同意卖的。他还告诉我，现在就荀慧生的一个儿媳妇住这儿，老太太都七八十岁了，她刚出去买菜，一会儿就该回来了。

荀慧生故居院子西头，有个花园，轩豁漂亮。荀慧生当年喜欢种果树，在花园里亲手种了苹果树、柿子树、枣树、红果树、海棠多株。果子熟的时候，会打下来，送给朋友和街坊们分享。

唯独那棵柿子树上的柿子熟透了不摘，一直到数九寒冬，来了客人，才用竹梢头把邦邦硬的柿子打下，请客人吃带冰碴儿的柿子，老北京人管这叫作“喝了蜜”。

他要把树上的柿子一直留到春节，最后打下来，让家人给梅兰芳送去，拜个年，图个事事如意。（作者为《人民文学》《小说选刊》原副主编、知名作家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