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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一个人从来不随礼会怎么样？
我把这个问题提给了长辈，他们都像关怀智障一样看着我。在他们眼里，这种行为无异于社交自杀。孩子学费可以欠，但要是今天晚上有份礼，就是借钱，也得把份子随上。不给？想都不敢想，压根没这个选项。
但我发现，身边很多朋友都在这么干。他们厌倦了互换礼金的麻烦游戏，不参加亲友婚礼，不发压岁钱。时间一长，周围人也逐渐接受他们作为随礼隐形人的存在，甚至达成默契：咱们之间，不用走礼。
这算摆烂吗？应该是。不随礼意味着要放弃部分熟人关系，算是摆烂式社交。但同时，它也是熟人社会瓦解过程中的必然，很多以前需要关系的事情，现在借助互联网工具都能搞定，靠随礼维护的熟人关系，不再是必需品。
95年的东北人史迪在苏州工作，年初，他接到初中初恋女友的婚礼邀请，然后，拒绝了。
不是因为余情未了。史迪已经结婚，虽然十几年来与初恋一直保持联系，但早就不是爱情，只是纯粹的朋友。但史迪考虑得很现实：他所在的互联网公司事业群正在裁员，同事大规模失业。自己也刚刚背上房贷，如果这时候请假回老家参加婚礼，不但路费高昂，还可能影响到他的生存。
最后，他非但没有去现场，连200块钱的份子钱都没出。不是因为抠门。这是他坚持多年的不随礼习惯。作为朋友多年的初恋女友，对此早就知晓。
如果要溯源的话，这大概要归到史迪的二舅身上。
二舅今年58岁，从来不随礼。从小到大，史迪没有拿过二舅一分钱的压岁钱。早几年，亲戚们还经常在背后嚼舌根，甚至当面数落他，但慢慢也习惯了。最近几年，在计算礼金和压岁钱时，大家已经会自觉忽视二舅的那份，他成功在亲戚的随礼清单上“隐形”。
史迪觉得这样很好。
在他的印象里，老家生活里挤满了繁冗的人情世故。比如每年春节，父亲都要挨家登门拜年送礼，扛着几十斤重的水果上楼，为晚辈准备压岁钱。平时，要是赶上吉祥日子，一个上午要赶好几场喜事。去年更是夸张，因为很多老人在疫情中离世，父亲一年去了近20次殡仪馆——那并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地方。
史迪从小就讨厌这些。他觉得维护关系耗费的时间成本太高，很多亲戚，他本来也不熟悉。特别是在前年，父亲因为出席婚宴延误了全家的出游计划，史迪一家人也开始重新思考“走礼”的必要性。
2021年，史迪和女友领了结婚证。他早早告诉父亲不办婚礼，父亲爽快接受了，“那我自己去想办法收份子钱”。具体怎么办的，史迪没再过问。
不随礼，不收礼，史迪如愿成为了二舅那样的随礼隐形人。他也和朋友达成了默契，同事和朋友结婚都不会叫他。
史迪不认为人际关系因此被破坏。至少在他看来，自己和朋友们的关系依旧如初，“人设立住了，别人不随礼不行，我不随礼他们都不生气”。至于那些半生不熟的朋友，史迪认为不要也罢。他没有过多的社交需求，丁克的决定给足了他底气。
只有亲妈不止一次批评他。“谁也不走礼，不行！将来你儿子结婚一个人都不来，丢人不？”当然，这个时候，话题就会被带跑偏，重点从随礼变成是否生小孩，更加漫长的争论就此上演。
坚持做一个随礼隐形人，并不是容易的事情。尤其以熟人关系为链接纽带的三四五六线城市里，这意味着特立独行，不合群。
但还是有很多年轻人做出了类似的“隐身”选择。
有人是因为吃过苦头。2020年国庆期间，当时还是史迪女友的童童，飞去闺蜜的四川老家参加婚礼，因为要当伴娘，她提前请了3天假。回来后她告诉史迪：以后再也不参加婚礼了。包括我们自己的。
从那以后，夫妻俩开始成为坚定的随礼隐形人。他们甚至不给婚丧嫁娶有关的朋友圈点赞，好假装自己不知道。过年碰到亲戚的孩子，也只是给点便宜的糖果。“不是差200块压岁钱，只是不想建立麻烦的人情关系。”
有人是因为追求更舒服的生活状态。点点生活在湖南一座18线小县城，从2021年开始，她就在家族内部发起倡议：过年串门只吃饭，不随礼，不发压岁钱。让她没想到的是，老人们也欣然同意。
在县城，每到春节，超市便利店和水果摊前，就会堆满大红色的礼品包装盒，少则几十，多则一两百，全是传统走亲戚要用到的，里面的实物往往不值钱，卖的就是体面。以往，每家都需要根据亲戚的数量，多少采购一些放在家里备用，费钱又费力。
“其实都是负担”，点点说。关系好的亲戚，大家平时经常走动，没必要在过年送这些礼盒。关系不好的亲戚，过年也没有什么来往的必要。至于压岁钱，其实也是大人之间的等额交换，没有意义。
当然，在家人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，选择成为随礼隐形人，还是需要一些策略的。
比如装孩子。
27岁的林华是一名中学老师，没结婚，至今也没随过礼。他坚持的观点是：没结婚就是小孩。这意味着，年轻人的人情关系还与父母绑定在一起，不是独立的随礼主体。类似逻辑在很多地方也流行。由于晚婚晚育，年轻人的“初礼”时间普遍推迟，许多人直到二十八九的大龄，才随出自己的第一份礼金。
但压力总是存在的。林华便总结了一套逃避随礼诀窍：第一，不要透露自己的工作情况，也尽量不要谈论成年人的话题，保持童真形象，避免在亲戚面前营造社会人的人设；第二，在人情礼往中尽可能隐藏在父母身后；第三，尽量跟朋友保持距离，不过多谈及世俗话题，不要让对方认为你是他的熟人，婚丧嫁娶也没必要通知你。
依靠“孩子”身份，直到今年春节，林华还收到了大笔的压岁钱。
“你现在还年轻，需要多交人，免得把路走窄了”，一位交好的前辈经常这样劝林华。
作为随礼隐形人的林华，似乎也是职场晋升中的隐形人。工作三四年，他也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人脉关系。在导致停滞的诸多因素中，“礼”多少也是占到一些位置的。
在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中，“礼”不仅仅是讨个喜庆，也是一种契约。随礼，意味着双方签订契约成为彼此的熟人，婚丧嫁娶要来，有事也要帮。选择放弃随礼，从某种程度上，也是选择放弃熟人契约。
一线大城市的兴起，打破了熟人社会的传统模式。
以北京为例，这座2200万人口的超级城市，多数年轻人拥有的熟人关系，只有伴侣、同学和同事。城市的过度庞大，制约了同学的见面频次——从通州到石景山的距离，无异于跨城，这继而也影响着情谊的维系。至于同事，今天还坐在一起吃外卖聊八卦，明天可能就失去工作，此后一周或许还会聊聊天，1个月后，也就成了只会在朋友圈点赞的泛泛之交了。
当然，很多年轻人也是没机会随礼。大城市里流行的晚婚晚育，让随礼变成了30岁之后才会遭遇的课题。我在身边做过抽样调查，大量25岁-28岁的同龄人，都没有随过礼。而在东北老家，这个年龄正是随礼高峰期。
类似的不随礼情况，在很多城市也正在上演。
在苏州，史迪的组长去年举办了婚礼。在母亲看来，领导结婚，下属必须随礼。母亲反复叮嘱，提醒他这会对工作有利。但在史迪的小组，妈妈的话却成了一个笑话：组长也许明天就被优化了，随礼也没用啊。
在人员流动巨大的工地，这种效应更加明显。南京打工的95后工人刘浩有一群十分要好的工友，但他们之间都很默契：无论婚丧嫁娶，宁可叫多年不联系的同学，也没有人会叫每天睡在一起的工友。
以熟人关系为基础的随礼，随之变成了鸡肋般的存在。
事实上，即使在熟人社会里，受益于社会分工的细化与互联网的推进，很多以前需要熟人帮忙的事情，现在完全可以借助工具自己搞定。
回到家乡县城的95后女孩大熊对此感触颇深。她家做海鲜冻货生意，十年前，无论是货源还是渠道，都得靠熟人帮忙，但最近几年，她开始更多依靠网上联系的供货商。
当熟人网络的价值下降，随礼也会发生变化。虽然一年也要走好几份礼，但大熊已经明显感觉到，自己这代人，走礼的频率比长辈明显更低。三代以外的血亲，比如老公表兄弟家的孩子，不再给压岁钱。半生不熟的同学婚礼，不用去参加，关系远点的亲戚，也是如此。
即使在家族内部，熟人关系也并非长久稳定。
00后女孩晓甜家刚经历了一场集体谈判，她的大姑在家庭会议上宣布：今年开始，互相都不要给压岁钱了。家人们也一致同意。转变背后，是家人的逐渐生疏。自从爷爷去世后，家里人的见面频率越来越低，彼此之间的走动帮衬也越来越少，压岁钱从喜庆的活动，逐渐沦落成了麻烦的无用功。
今年春节，晓甜想给表姐家的小外甥压岁钱，也被父母拦住了：“你不用给了，你们之间没礼”。晓甜明白，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，你们都不在一个城市，以后用不着了。
对这代年轻人来说，随礼的习俗并未彻底消亡，不少年轻人仍然在婚宴场上奔波，甚至礼金的金额比长辈还大。但这个游戏已经从必须参与，变成了可选择参与——你可以放弃大多数非必要的人际关系，只过好自己的生活。
